16 十二 09 关于后现代：不得不说的话
本来我只是向大家汇报我可能的研究取向，无意于参加后现代讨论的。但是雨僧一而再再二三地发布所谓后现代的荒唐谬论，再加上老K的煽风点火，以至于很多朋友都相信后现代真的是一无是处而躲避不及了。为此，我不得不站出来说几句话。
以下我从三个方面谈后现代性与图书馆职业的问题。
第一，后现代性。
对于后现代的理解，我们可以有很多角度来看。它既可以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即现代之后的一个历史阶段；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体验，即作为一种状态而存在；我们甚至都可以理解为后现代实际上是现代性的一部分。但不管怎么理解，后现代实际上指的是从欧洲发源后来波及到世界的一种十分受欢迎的思想和实践。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这些词语所指涉的对象并不完全相同，后现代主义主要用来描述文学、艺术和建筑等；而后现代性则更多描述的是一种新的社会特征。对于我来说，更喜欢用后现代性，因为它暗喻了一个新时代的诸种要素。
那么何为后现代性？要了解后现代性首先需知道现代性何谓。现代性可以理解为西方社会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一套价值和理念，法则与规律。这一理念相信人类是一直向前发展的，进步的，有一个规律在指引着人类向更高的阶段而去；人是自然的立法者，有智慧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但是，现代性在20世纪遭遇到了极大的挫折，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象征着现代性高峰的先进武器、战斗机以及原子弹，都反而成为杀害人类的帮凶。二战之后，自然灾害、全球污染、能源危机，这些都是人类发展到如今不得不面临的困境。正是这些问题的出现，所以才开始了对现代性这一工程的怀疑。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的后现代思想便逐渐地成为一种批判社会的锐器。后现代性便是在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中产生的，它代表的是一种新的思潮，即不再相信人类的至高无上，不在相信真理和法则，也不再迷恋遥远的梦想大厦。后现代其实是人类对自身的怀疑和否认。
第二，后现代性与图书馆职业。
公共图书馆是现代性的产物，但它也创造着现代性。公共图书馆的诞生是启蒙运动的结果，工业革命促其广为建立并成为制度之一种。但是，在后现代社会里，公共图书馆如何面对世界和价值的这一巨大转变？消费主义之上，大众文化的流行，信息商品化和私有化带来的冲击，图书馆服务和文化生产的后福特主义倾向，这些都严重腐蚀着公共图书馆赖以立基的生存之本。如今，核心价值正经受着一系列的波折，普遍均等实现遥远，教育价值正在不断弱化，甚至连保存的使命都遭受质疑。这一切都是后现代思潮对于图书馆职业提出的挑战。甚至于图书馆职业的每一个活动都面临着新的解读：加拿大的一位研究者以后现代的视角全面研究了他所在的图书馆系统。最后他提出12项质疑，包括中立性立场、性别问题的边缘化、参考咨询问题正确答案的评价、图书馆官僚体制的有效性、杜威分类法的科学原则、小说和非小说的本质区别、不及时还书的罚款行为、馆藏平衡的重要性等等。
有人或许会说，中国哪来的后现代性可言？首先，全球化已经是明显的事实，中国也在这一体系之中。但是，在中国，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共存。一方面，启蒙理想还在渐次实现，现代性工程还在继续。但是，后现代性也无处不在。人的流动性，快餐店，高速列车，大型购物中心，计算机化的社会，这些无疑都是后现代来临的真实写照。对于图书馆职业来说也是如此，公共图书馆成为休息和娱乐场所而不更多地诉诸教育意义，图书馆教育的危机，图书馆建筑的后现代属性（追求空间和美感），图书馆服务的多元化，等等等等。我们甚至可以将中图分类法的摆脱崇拜威权和权威理解为一种后现代行为，即从一元走向多元，从控制走向解放，从中心去往边缘。
第三，后现代对图书馆学研究的影响。
后现代确立的对真理的解构和对知识合法化提出的质疑已经预示着社会科学新的生命的诞生。对于图书馆学来说，受芝加哥学院创立以来形成的实证主义传统对图书馆学的桎梏竟然达将近百年之长的时间，实在匪夷所思。而遗憾的是，这种实证方法如今却在中国图书馆学界得到高调宣言。后现代视角的研究方法不再相信真理，也不会再相信人能够发现普遍事物之间的联系并存在的不变的规律。它提倡的是多元化的研究方法论，如社会建构，解释学，现象学，女权主义以及更为鲜明的话语分析方法。在我的一项并未完满完成的研究中，我用话语分析方法解读了为何会有“用户永远都是正确的”这一命题的出现，研究发现，实际上这种图书馆与用户之间关系的话语受到消费关系、个体价值与职业使命的影响。在“用户永远都是正确的”这一话语构成中，消费关系和个体价值的确认以及职业使命中的用户需求的满足都是建构这一定理的要素，消费关系的话语排除了政治、文化等因素对用户观的影响；个体价值的确认话语中，图书馆社会价值的因素被忽略，政治、宗教、家庭关系等影响被排除在用户观的形成之外；而职业使命则在其历史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地淡化了教育教化与促进社会和谐等使命，图书馆成为提供信息服务、娱乐休闲的场所。在这些话语构建的过程中，“用户永远都是正确的”逐渐地走向合理化。当然，后现代视角下，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多彩多姿，著名的如德尔文从意义建构理论的角度解释了人类的信息行为，可以说是信息行为研究的一次革命。实际上，我们今天关注弱势群体，关注边缘人士，甚至是少数民族，这都是不自觉的一种从后现代研究视角出发的行为。
我一直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非常有趣的学问，当然它首先必须与社会连接起来，当图书馆学拥抱社会并成为社会的有机体的一部分时，它便浑身充满了力量和生机。因此，我相信正确的研究应该是站在更为宽广的角度打量这一门学术，而不是坐井观天，以至于迷恋于自己眼前的洞穴假象。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已然是我们已经立足的现实了，世界已如斯，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面对这一现实呢？
02 十二 09 后现代何以可能
正值北方严冬，寒风梳骨，然而趁着北大博士论坛的机会我遇到了素未谋面的朋友，以及那些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图书馆学博导们，这对我来说是多么美好的冬日体验。现在我已经回到天津，重又开始简单的生活，但那几日已成为这个冬季我最温暖的回忆。
论坛举办得非常成功，接待工作也做得十分周到。在此十分感谢张久珍老师（我的老乡啊）以及北大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周余娇等一年级的博士们。也感谢顾晓光送我的外烟和不失时机的夸张介绍，当然也要感谢王波先生邀请我们到《学报》一游和农园的招待。
在北大的时候，包括书骨精在内的几个人都问我在搞什么。其实我什么也没搞，只是在蜗居着，偶尔想点儿心思。也有人问我，你咋在论坛上也不发言啊，这个时候我就会说，我感兴趣的跟他们不一路嘛。这个不一路，也就是后现代问题了。
北大的论坛叫“社会转型与图书馆事业发展”，与会的专家们和博士们有很多都谈到了转型的问题。但在我看来，几乎每个年代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转型，因此转型已经不能适应真正的变革需求。未来还会有很多转型，问题是这些转型究竟是推动了图书馆职业的发展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走向发展的误区？所以，我以为，我们这个时代缺少的不再只是转型，而是图书馆职业发展的某种“转向”。那么，这种转向是什么呢？
这个转向就是反思和批判，这种反思从后现代思潮里获得启示，并根据这些启示重新考虑图书馆的进步问题。有人也许会说，反思和批判不是已经在图书馆职业里早就存在了吗？是的，但是原先的反思都只是用一种方法代替另外一种方法，而不是从根本上对发展问题的质疑——基于认识层面的反思。于良芝教授在其《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意义建构》一文中便做出了这样的探索。她在这篇文章中说，“由于创新意味着对现状的改变，因为任何创新都可能遭遇来自变革主体（这里指公共图书馆职业队伍）自身的阻力。内在阻力最经常地发生在两种情况下：一是当变革的需要即将打破业已确立的利益关系的时候；而是当变革的需要遭遇与现状相适应的思维和认知方式的时候。”她在这篇文章中便以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公共图书馆评估话语中存在的几种建构，而这些建构“已经在我们的职业中留下了美国图书馆学家维根德所说的管状视野和盲点（tunnel vision and blind
spots）。”
转型转不了思维方式和认知视野，只有转向才能从进步的进化论走向反思的范式变换论。那么后现代的转向到底是什么，它何以便拥有这种能力促使我们全面反思职业的发展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回到北大论坛上。在论坛中，有很多人都困惑一个问题，现在的学生们都不愿意学习图书馆学，都希望学好计算机以找到更好的工作。究竟这是为什么呢？我希望可以有合理的解释，但是这个合理的解释并没有出现。我的理解是，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后现代的转向。在现代性时期，公共图书馆是民主制度的保障，维护知识自由和信息公平，是一项斗士的事业。因此，公共图书馆活动被当作一种有利于社会的事业来认识，图书馆职业群体便以这一宏大叙事作为生存和奋斗的依据；但是，在后现代时期，公共图书馆遭遇了全面的危机，合法性危机、技术导致的生存危机等等，而图书馆员也漫不经心地从事于这项繁琐了无生气的工作。可以说，图书馆经历了这样一种转变，从现代性时期的一项事业转而成为后现代时期一项普通的职业。事业和职业之变才是图书馆失去活力的后现代写照。于良芝教授的《图书馆学导论》便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以职业来全面构建的新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当然我们不能肤浅地理解成这是对图书馆事业的某种解构，而毋宁说这是描述新的环境和现实。
后现代的转向从后现代的社会现实开始。环顾我们人类所处的时代，文化上远离标准化的运动、建立自由表达的方式、折衷主义；社会强调多元主义，追求社会分割、流动性、差异、拒绝同一性中心化和官僚化；认识论上则质疑启蒙运动中形成的科学方法、系统观察和科学真理；经济上则表现为后福特主义，商品的流水线生产和大批量销售模式转变为灵活的方式。这些现实和基于现实的思维方式的改变都是图书馆学不得不面对的转向的推动力量。
到这里我们可以真正地回答后现代的转向是什么了。第一，后现代已成为局部的现实；第二，后现代性带来的反思和批判力量已经不可躲避；第三，后现代性促生的新的知识体系能够让我们更理解和解释现实。局部的现实可以从事业到职业之变得到印证，反思和批判的力量可以从话语分析的方法中感受到，而新的知识体系则源于对实证主义的批评。（先写这么多，后面的就不展开了。）
05 十一 09 关于研究
Research, important as it is, is not the be-all and end-all of human life, or even of human professional life; and every librarian does not have to be a “researcher” in order to prove the hairy-chested masculinity of the profession. Research is too important to be left to dilettantes and amateurs, and its pursuit should be reserved for those who are qualified for it by aptitude, education, and motivation.
意思大概是，研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不是人类生活的要义，甚至不是人类职业生活的要义。每个图书馆员不需要非成为研究者以证明职业的阳刚之气。研究太重要所以不能留给那些业余爱好者，而应该成为有天资的、受过教育和有动力的人的追求。
谁讲的？谢拉。巨汗ing。
01 十一 09 门口的野蛮人
门口的野蛮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s），很形象的一个比喻。
2018年印刷图书就要消灭的预言让人深感变化迅速与无常。
“亚马逊、当当网赚走了传统书店的利润；谷歌扫描图书可能消灭传统印刷商；盛大则通过版权挖掉了出版社的墙角—传统图书出版业门口站满了野蛮人。”
不错，图书行业确实遇到了结实的野蛮人。对于图书馆来说，门口的野蛮人也多着呢。
Barbarians at the Gates of the Public Library: How Postmodern Consumer Capitalism Threatens Democracy, Civil Education and the Public Good（公共图书馆门口的野蛮人：后现代消费资本主义如何威胁了民主、公民教育和公共利益）
“本书以哲学和历史的视角分析了公共图书馆使命的变化，即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公共图书馆通过平民教育方式提高与促进民主的使命渐渐衰落。通过对很多重要历史人物如伯拉图、罗素以及密尔等人物的阅读，本书展现了民主甚至资本主义是如何依赖于公共图书馆提供的道德与政治教育。但是，20世纪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后现代的消费主义，这种消费主义取代了民主，也让教育被娱乐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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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十 09 Budd教授的苦恼
在读“trapped in our own discursive fomations”这篇论文时，其中有一段，作者这样写道：Budd是一个有大陆哲学背景，特别是现象学、诠释学和符号学背景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学者。最近，我很荣幸站在了他在哥伦比亚的密苏里大学的办公室，让我惊讶的是他的哲学和后现代书籍的收藏。在和他的谈话中，我问他是否有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学生们对这些思想感兴趣，Budd悲伤地摇了摇头，并说他如何不失时机地引导学生。我们的谈话让我想起奥地利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洞见，“语言的边界，是我世界的边界”。或者，“对不可言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显然，Budd的工作处于图书馆学情报学话语体系允许和学生接受的边缘，这一边缘决定了哪些是合适的和相关的。
